在职场被剥削：国际学生的“加拿大梦”变成噩梦

2023年8月，当28岁的阿尔宾·奥古斯丁首次踏上加拿大土地时，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他从印度孟买的郊区出发，经过12,480公里的旅程，花费了约26,000加元的学费和机票，只为在加拿大寻求更好的生活。

“我想要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我放弃了在印度的职业生涯，来到加拿大重新开始，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体验‘加拿大梦’，”奥古斯丁说道。

拥有五年以上用户体验设计经验的奥古斯丁，报名了多伦多亨伯学院的课程以提升技能。但为了支付生活费用，他还需要找一份工作，于是开始在同一领域寻找职位。

“过了一段时间，我愿意做任何工作。多伦多太贵了，”奥古斯丁说道。

日子一天天过去，奥古斯丁依然没有找到工作，直到一天，一家位于Etobicoke的披萨店给他打电话。

“我见了店主，他让我在店里做披萨和服务。他说我需要先进行十天无薪培训，然后根据表现付现金工资，”奥古斯丁说道。

奥古斯丁认为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我很兴奋，六个月后我终于找到工作了，”他说。

在披萨店的十天培训包括白班和夜班，每班超过八小时。奥古斯丁晚上9点到店，早上7点回家，然后去上早课。

“我几乎没有睡超过五小时，”他说。

第11天，当奥古斯丁到达披萨店时，店主告诉他离开。

“没有生意了，昨天是你的最后一天，我们不能雇你了，”奥古斯丁回忆道。

他在十天内工作了近120小时，却一分钱都没拿到。

国际正义基金会（IJF）采访了九名现任和前任国际学生，他们讲述了被剥削和被欠薪的故事。大多数人不愿透露身份或提供雇主的具体信息，因害怕报复。不过，其中一人已向省劳工部门投诉。

帕特里夏·关在2018年就读于滑铁卢大学时，也在一家餐馆经历了类似的情况。

关被要求签署合同，担任服务员，时薪为7加元，尽管当时的最低工资为14加元。

“餐馆老板告诉我，这完全合法，因为有小费，工资会达到14加元。如果我赚不到14加元，那是因为我工作不够努力。我通常每小时能拿到11或12加元，从来没有14加元，”她说。

“我甚至不知道有规定的最低工资。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建议工资，他们完全可以合法地不给。”

在安大略省，劳动标准法规定服务员的最低工资与其他员工相同。根据该法，小费和酬金不算在最低工资内，不能用来满足法律要求。

关是以现金支付的，没有提供工资单。

奥古斯丁和关的故事并非个例。帕克代尔社区法律服务处的律师玛丽·盖拉特利表示，国际学生因高昂的学费而特别容易受到剥削。

“学生们必须支付天价学费，他们被迫工作，”盖拉特利说。

2014年之前，国际学生只能在校园内工作，面临种族歧视和高薪职位稀缺的问题。

“这迫使学生们非法寻找校外工作，使他们高度易受剥削，”盖拉特利说。

“在国际学生开始组织和倡导之后，规则变更允许校外每周工作20小时。虽然这是一个改进，但由于课表安排，学生们仍然被推入不稳定的低薪工作。他们继续面临欠薪、长时间工作和不公平扣款等剥削问题。”

盖拉特利表示，安大略省的最低劳动标准执行不力。

“其中一个原因是工人自己负责维护他们的权利，没有保护他们不被解雇。因为没有保护措施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人们被迫离职，”她说。

盖拉特利还表示，提交索赔是一个复杂的在线过程，给没有电脑访问权限的人制造了障碍。

“然后（国际学生）必须就他们面临的违规行为进行法律论证。他们必须提出自己的案例，并让劳动标准官员做出决定，”她说。

安大略省劳工、移民、培训和技能发展部发言人曼努埃尔·阿拉斯-塞维利亚诺在给IJF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该部门有500多名检查员调查工作场所投诉。

“根据该法，雇主不能惩罚遵守法律或行使权利的工人，”阿拉斯-塞维利亚诺说。

工资盗窃是各移民权利组织，特别是Naujawan支持网络（NSN）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NSN是一个在大多伦多地区为国际学生和移民工人提供支持的集体组织。

NSN成员西姆兰·杜那表示，自2021年6月成立以来，该组织通过直接行动、抗议和社交媒体抵制雇主，已经从雇主那里追回了超过76.9万加元的欠薪。

NSN高级成员比克拉姆·库勒瓦利亚说，该组织曾让一名雇主为一家糖果店的厨师支付了高达4.5万加元的被盗工资。

“最初，我们接到的是个案，但现在我们接到的是一个地方的多个员工的案件，”库勒瓦利亚说。

2023年9月，NSN支持Live Freely Foods（LFF）工业面包店的工人追回欠薪，此前该公司的老板申请破产。

库勒瓦利亚说，LFF欠每位工人的工资在2,500到10,000加元之间。

没有提前通知员工，LFF的老板在2023年8月30日在公司前门张贴了破产通知。

LFF员工萨特维尔·考尔说，她在这家面包店工作了近两年。

她说，一年后，她的工资开始延迟支付。“我们会罢工，要求工资，但老板不为所动，”考尔说。

另一名LFF工人库什普里特·考尔说，她在那里工作了近11个月。她说，当他们开始抗议时，一些工人因为害怕被驱逐出境而没有加入。

“最初，老板带来了他的律师，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向劳动委员会投诉，但他不会支付工资，”库什普里特说。

在面包店外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抗议和社交媒体抵制后，员工们在9月收到了约95%的欠薪，库勒瓦利亚说。

LFF发言人加利布·巴杰瓦说，员工和公司之间的一切都已友好解决。

“他们是勤奋的人，事情已经在诚信基础上解决了，”他说。

约克大学教授、移民和难民问题专家塔尼亚·达斯·古普塔表示，雇主经常利用家庭关系和漫长的投诉处理时间。

她说，雇主还利用学生因缺乏知识、害怕被驱逐出境以及定居意图而不愿投诉的心理。国际学生必须在采取行动时有策略，因为执法系统无效，不能简单地将其困境归结为“选择”来加拿大。

“学生们必须依靠直接行动，因为政府流程耗时太长，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事情比单纯选择剥削自己要复杂得多——我们必须理解导致这些选择的系统性压力，”达斯·古普塔说。

玛丽·盖拉特利说，雇主制造了一种以现金支付是非法的印象，所以工人认为他们没有权利。

“以现金支付是完全合法的。然而，雇主的要求是提供列出工作时间和每小时工资的工资单，”盖拉特利说。

温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文森特·黄从种族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待国际学生剥削问题。在他即将发表的博士论文中，黄写道，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历来相互强化。他的论文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与殖民主义和种族化劳动的剥削交织在一起。

“国际学生支付的高昂学费已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丰厚收入来源，尤其是在公共资金削减的情况下，”黄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他说，学生为了支付学费和生存，被迫寻找工作，导致劳动剥削。

“为了吸引他们，政府使用永久居留权的承诺作为诱饵，改变加拿大经验类移民项目，要求加拿大的学习和工作经验。”

“这为国际学生创造了不稳定的身份，他们急于完成学业，工作并获得移民申请所需的经验，”他说。

学生们时刻意识到，如果无法支付学费或反对雇主，他们可能会被驱逐出境。

“财富通过歧视性费用被抽取，劳动因不稳定的身份而被剥削，驱逐的威胁则保持了对这群脆弱人口的控制，”黄说。

移民工人变革联盟的移民和社区组织者萨罗姆·罗及其团队正动员学生、护理人员和移民工人，呼吁为所有临时工人提供完全和永久的居留身份。

罗分享了一位前国际学生的故事，由于“针对国际学生的歧视政策”，他最终成为加拿大的无证居民。

“我们的一名成员来到加拿大学习，他的父母为他借了大量教育贷款，这在国际学生中很常见。他在加油站工作，时薪10加元，低于最低工资。他知道自己的权利，但没有永久居留身份，他没有能力维护这些权利。

“遗憾的是，他的雇主承诺为他申请永久居留，但没有兑现，导致他成为无证居民，”她说。

罗表示，国际学生在上课和工作时感到饥饿、压力大，不知道下个月的房租该怎么付。

“我们不仅没有提供支持，反而目睹了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上升，这些情绪将责任推给受害者，并转移了我们对真正责任者的注意力，”她说。

罗说，许多成员提交了劳工部的索赔，并收到了雇主的支付命令。然而，调查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完成。

“雇主有更多资源来提出他们的案例，而移民工人则受到威胁、被驱逐的威胁，没有钱雇律师或进行冗长的申请过程。许多人没有不良工作条件的证据，如工资单，”她说。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IRCC）发言人雷米·拉里维埃在给IJF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来到加拿大时，对生活成本缺乏准备，缺乏必要的支持。

“没有足够支持的国际学生往往面临剥削的风险。他们的经济脆弱性会导致生活条件困难，缺乏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资金，以及工作场所的虐待，”拉里维埃说。

多伦多大学劳动关系学教授拉斐尔·戈麦斯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做法混淆了移民、临时外国工人和学生签证问题。他认为这造成了优先考虑雇主利益而非工人权利的“混乱”。

和罗一样，戈麦斯认为永久居留对有效执行劳动权利至关重要。

“工人需要自主权、独立性和退出恶劣工作环境的能力。临时外国工人和持签证的学生不能退出工作，否则就有被驱逐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永久居留权至关重要，”戈麦斯说。

他说，加拿大国际学生和其他临时外国工人的永久居留途径应该加快。

“这对劳动力市场、效率和公平更有利，让工人能够维护自己的劳动权利，”他说。

IRCC计划实施4月份宣布的政策修订，针对国际学生包括限制国际学生的入学人数和提高新学签申请者的最低财务要求。

“在提出这一变更时，我们考察了学生的需求、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研究表明学生在学习期间工作过多会影响学业成果。国际学生来这里是为了专注于学习，而不是全职工作，”拉里维埃说。